201陆年至二零一玖年7月全国通缉涉毒犯罪1680八十几人

毒品严重危害人类社会发展、诱发犯罪活动、危及公共安全。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的严打严防、高压威慑态势,坚持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绝不姑息任何毒品犯罪。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2016年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依法批准逮捕涉嫌毒品犯罪139097件168089人、起诉157570件192361人,有力打击了毒品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毒品犯罪证据规则拟出台

图片 16月25日,资料图:公安机关展示缴获的毒品及作案工具。中新社记者
于海洋 摄

突出打击重点,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高压态势

最高法最高检同天发布禁毒工作情况 我国仍处毒品问题蔓延期

中新网6月26日电
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最高检公诉二厅副厅长黄卫平介绍,近年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加大对毒品犯罪案件的监督力度,2013年至2018年4月,全国检察机关共不批准逮捕涉嫌毒品犯罪案件65618件96998人,共不起诉涉嫌毒品犯罪案件6442件10987人。

按照最高检部署,各地检察院充分履行批捕起诉职责,将职业毒贩、再犯、累犯、主犯、教唆利用特殊人群贩毒等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危害严重的毒品犯罪分子作为打击重点;对具有将毒品走私入境、武装掩护、暴力抗拒检查以及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等情节的毒品犯罪从严惩处。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通报了2017年人民法院开展禁毒工作情况并公布8起人民法院依法严惩毒品犯罪和涉毒次生犯罪的典型案例。最高法表示,拟将出台毒品犯罪案件证据规则,对进一步规范毒品犯罪案件的证据收集、审查工作,确保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最高检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检察机关依法打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会上有记者问:对于毒品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如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

云南省与全球最大的毒品发源地“金三角”毗邻,一直以来,云南都是境外毒品危害的重灾区、全国禁毒斗争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该省检察机关始终把毒枭犯罪、武装贩毒、集团犯罪、走私制毒物品、零星贩毒、外地流窜作案、又贩又吸等作为打击的重点,坚持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和“稳准狠”的工作要求,及时起诉了一批毒品犯罪案件。2016年1月至今年5月,云南省检察机关对涉毒案件提起公诉9379件11930人。

同一天,最高人民检察院也通报了检察机关依法打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2013年1月至今年4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案件53万余件66万余人,起诉毒品犯罪案件59万余件、74万余人。

黄卫平介绍,近年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加大对毒品犯罪案件的监督力度,切实维护司法公正。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据了解,2016年,四川省检察机关积极参与禁毒整治活动,批捕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容留他人吸毒等犯罪9310人,起诉10085人。会同相关部门,对成昆铁路沿线毒品违法犯罪严重场所进行专项整治,推动建立禁毒长效机制,取得明显成效。

最高法

一是依法履行不批捕、不起诉职能。检察机关坚决贯彻疑罪从无原则,强化把关过滤,防止“带病”起诉。2013年至2018年4月,全国检察机关共不批准逮捕涉嫌毒品犯罪案件65618件96998人,其中因证据不足的71836人,不构成犯罪的4064人,调查后排除非法证据595人次。共不起诉涉嫌毒品犯罪案件6442件10987人,其中因证据不足不起诉7863人,没有犯罪事实323人,排除非法证据216人次。

在加强办案的同时,最高检加强对新型涉毒案件的研究,有针对性地开展调研,及时研究解决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中遇到的法律适用问题。2016年5月,最高检与最高法、公安部共同出台《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毒品提取、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规范了毒品的提取、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程序,统一了毒品犯罪案件执法标准,遵循依法、客观、准确、公正、科学和安全的原则,确保了毒品实物证据的收集、固定和保管等工作严格依法进行。

我国仍处毒品犯罪高发期

二是加强侦查监督。监督侦查机关依法、全面、及时收集和固定证据,重点加强对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问题的监督,加大对漏罪和漏犯的追诉力度。同时,对逮捕后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规范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对不严格执法问题发出书面纠正意见,2013年至2018年4月,全国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对侦查活动提出书面纠正意见34003件次。

毒品犯罪作案手段升级,禁毒能力面临新挑战

据最高法刑事审判第五庭副庭长马岩介绍,当前,受国际、国内多种因素影响,我国仍然处于毒品问题蔓延期、毒品犯罪高发期和毒品治理攻坚期。人民法院审理的毒品犯罪案件数量在2015年达到最高值后,近两年有所回落,但仍处于高位。

三是加强审判和刑罚执行监督。各地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强对裁判的审查,依法对定性错误、量刑不当、严重违反程序的裁判提出抗诉,对于审判活动违法行为依法提出纠正意见。2013年至2018年4月,全国检察机关对毒品犯罪案件共提出抗诉2950件,已审结2126件,其中改判1152件,发回重审463件。对审判活动提出书面纠正意见3910件次,已纠正3635件次。检察机关还依法监督法院和监管场所规范保外就医、减刑、假释的适用,督促解决患有严重疾病、自伤自残涉毒人员收押难问题。

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轻罪案件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蒋希茜介绍说,近年来,互联网已经迅速发展为毒品违法犯罪的重要传播平台和联络渠道。

2017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犯罪案件11.32万件,同比下降3.74%;广东、四川、湖南、云南等多个省份毒品犯罪数量相对较多;毒品走私入境、制造毒品、大宗贩卖毒品、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等源头性毒品犯罪和“零包”贩卖、容留吸毒等末端毒品犯罪多发;涉案毒品种类多样化,初步呈现出海洛因、冰毒、新精神活性物质等毒品“三代并存”的态势。

四是严查毒品犯罪背后的职务犯罪。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时,检察机关注重深挖案件背后可能存在的职务犯罪。如四川省检察院办案时发现某法院副庭长袁某帮助毒贩逃避处罚、收受贿赂,袁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又如广东省检察院办案时发现某看守所民警涉嫌为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做虚假的立功线索,有5人因涉嫌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收受贿赂被查处。

随着互联网聊天软件和手机支付软件的普及,通过网络搜索、联系贩卖毒品,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收付毒资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因买毒人员分散难寻、电子证据容易灭失,公安机关对贩毒人员多次贩毒行为进行统一查处的难度明显加大。如犯罪嫌疑人张某贩卖毒品案中,张某在犯罪过程中始终隐蔽在幕后,通过微信贩卖毒品并收取毒资,以快递方式送“货”上门,通过一般侦查方式难以发现。

马岩表示,人民法院始终坚持依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重点严惩走私毒品、制造毒品、大宗贩卖毒品等严重毒品犯罪,并加大对制毒物品犯罪、多次“零包”贩卖毒品、引诱、教唆、欺骗、强迫他人吸毒及非法持有毒品等犯罪的惩处力度。对毒枭、职业毒犯、累犯、毒品再犯等罪行严重和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犯罪分子,该判处重刑至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

云南省检察机关在调研中发现,除了作案手段升级,涉毒人员对抗程度也随之升级,例如境外毒贩通过聘请境内律师,研究我国法律漏洞,以应对查缉、逃避打击、规避法律;境外贩毒分子大量利用外国籍人,未成年人,怀孕、哺乳期妇女,吸毒人员,传染病人等运输毒品对抗侦查。

严重毒品犯罪重刑率较高

对此,云南省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建议,要及时编选和定期发布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毒品犯罪案例,细化毒品犯罪量刑规则,规范定罪量刑的证据标准和证明要求,尽可能严密法网,加大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

数字显示,2017年,全国法院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至死刑的毒品犯罪分子21733人,重刑率为21.93%,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7.89个百分点。其中,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为占比最高罪名,达64.78%。云南省紧邻“金三角”,仍然是境外毒品向国内渗透的主要通道;毒品犯罪常见的关联罪名包括盗窃罪,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冰毒、海洛因、麻古为涉案数量最多的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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